完美并不等于合适。一个极富盛名的艺术展览，赚足眼球，呼声不断，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收藏家，抑或是画廊，无疑都是双赢。那相继而起的各类画廊，是否也能同样顺势而为？为此，我们拜访了本土艺术家们。
这些年来，除巴塞尔香港艺术展之外，“东方之珠”一路见证着艺术展的传播与成长。就今年来说，已有7个艺术展出将在此地举行，进一步推动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艺术中心。有无数个理由为香港此番野心作背靠：链接中国大陆与世界的战略位置，合理的税收政策，依法可行的法例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对国际精英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是一群正在成长起来的新晋艺术收藏者所称的香港家。
与此同时，当香港处在艺术潮流发展，甚至可说是当代艺术的的最前线时，本土艺术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香港艺术家是怎么从整体去考虑这个艺术展览飞速增长期？
Q：全球化的艺术市场与艺术展出对香港当代艺术家有怎样的影响？
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艺术市场正是艺术展出不断增加的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就如香港当代艺术家，邓国骞所说的那样，香港长期作为一个各地跳板或一个转口港，它的极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低税优惠、便捷交通，以及中英双语并用环境，共同造就了其完善的国际交易市场环境。资本主义只是背后其中一个故事，发展，继承，自由，消费主义，天然，政治，秩序等等，邓氏常常将这些元素融入或重组到个人的作品中，来表达出他本身对人文与环境的关心。
邓国骞1983年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并相继获得纯艺学士、艺术硕士学位。他的艺术创作聚焦于偶发事件、空间、时间和符号的碰撞方式，以此来探讨身藏在有机或存在物体的自我表达里的原则。
拥有概念与混合媒介艺术家、独立策展人与作家多重身份的邓氏，如此谈及艺术展出的影响：“在艺术展出前期，小型画廊已为本土艺术家策展，那个时期的艺术家勇于创新，敢于挑战不同的元素，大胆尝试不同的媒介混搭。”他继续说道：“巴塞尔香港艺术展有很强的号召力，它带来了商业美学，展出成功的艺术家的专属美学，画廊推广的某种特定审美探究。”
他强调，这在逐渐细微地影响艺术创意方向，或是成一个视角，在意如何去更好地组织他们的艺术事业。按照邓氏的说法，艺术家，或大多数的人，都容易地，被潜意识化，被影响。邓氏也提到了艺术展出会比较着重视觉冲击，和以艺术市场为考虑出发点，但市场价值和艺术/社会价值之间总会有出入。
另一位香港艺术家、策展人与教育者 蔡仞姿 指出，一些艺术展出的发展给当地艺术家带来的积极影响。她曾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芝加哥艺术协会，作艺术研究。她的其中一个对艺术发展的重要影响是其协助香港浸会大学创立视觉艺术学院，以及成为学科一名教职人员。
她说道，“在我教授视觉艺术的过程中，有一些可见的积极影响出现。”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对艺术萌生兴趣，并立志要成为艺术家。她也解释道，一切都还是开始，以艺术香港（巴塞尔香港艺术展前身）为开端，艺术从业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就近几年，这发生了变化，艺术兴趣发生了质的改变。艺术展出变得流行，观光者参展人数剧增。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的艺术面貌已改变了很多，在巴塞尔香港艺术展到来之前就已经是。蔡氏曾以第一位香港艺术家的身份被邀参加1993年在Queensland Art Gallery（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亚太三年展。蔡氏接连又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于1998年联合创立香港独立、非营利的艺术组织，1a Space。
她也曾经与香港艺术家，梁志和 共同创立第一个香港当代艺术协会，协会曾在1996年纳入Para/Site Art Space，20世纪90年代末被加入艺术场景。透过影像生成、装置、绘画与影片，梁氏的特定地点项目成为了2001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第一个香港展馆。梁氏通过观察，表达了“当代全球市场的‘全球’艺术家啊和许多香港艺术家作品已从雷达上跌落。”
不管怎样，梁氏预示，香港艺术展的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 大概是，它向大众开放了。对此，他解释道，很多“只为了商业缘由而来”的外地人会愿意看展出，与香港本土艺术家沟通。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地，他再说到，香港的艺术场景正在变得宏大壮观，多元，包括“各种商业画廊不会有兴趣的尝试”。梁氏的作品已经在多家国际主流博物馆与机构内做过展出，其中包括伦敦的现代泰特美术馆，杜赛尔多夫NRW 论坛，圣保罗的里约热内卢上海双年展，釜山双年展，曼彻斯特双年展等等。2015年，他还拥有了他在深圳OCT现代艺术长廊的第一个巡回展。
Q：香港当代艺术家今日所面临的挑战
香港当代艺术家面临的挑战各种各样，日渐高企的房租、有限空间内日渐攀升的生活成本，少得可怜的公众认可度。介于其中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挑战是，小众且停滞不前的大众艺术。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艺术助理教授，有过多次本土与海外的展出经验的Annie Wan，她坦言，关注香港当代艺术的人依旧很少。Annie Wan是美国、日本和丹麦的多个艺术机构的常驻艺术家，也是日本信乐陶瓷文化公园的客座艺术家。
Annie的作品收藏于香港艺术博览馆，香港文化博览馆与海外艺术机构内。
同样地，蔡仞姿也提到，香港的大众艺术审美相较于其他国家地区远没达到平均水平的，就比如新艺术形式，香港的大众对此无论是了解度还是审美水平都非常欠缺。就蔡氏来说，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非常鼓励学生们多投入到“装置艺术” – 一种由蔡先于80年代引入至中国人群，但依然未被很多人所知的艺术场景。实际上，香港大众对艺术审美认知进程仍处在相对落后的阶段。
若就事实说话，相比于20年前，艺术生态已随专业艺术教育基础建立而逐步成形。直到2000年，香港也还只建立了第三个艺术教育机构 – 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院系。所幸的是二十年过去，这个情况已发生了改变，一定数量的艺术教育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乘胜追击 – 西九龙文化区的再建计划助力 – 艺术生的毕业人数增速加强”，Frank Vigneron在他的文章里描述道，经期刊香港艺术家/20位画像里发表的全球艺术实践正改变着杂合理论。
艺术教育项目与训练有素的艺术家数目的大幅度上升，以及本土艺术家发起的多样化活动，仍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没有足够的艺术评论环境，蔡仞姿指出，“越来越多本土收藏家会想要更多的本土当代艺术作品，但后勤资源跟不上。我们需要艺术评论，艺术理论，去发扬与传承本土艺术。”
香港艺术家的作品主题涉及范围很广，从私人领域及至政治文化话题，使得从前只关注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的艺术评论也开始投入此地艺术，Frank Vigneron希望艺术市场会对这些艺术评论感兴趣，毕竟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艺术家从中获得认可。”
Q：艺术展出可为香港的艺术发展做些什么？
今年，巴塞尔香港艺术展已来到它第六个年头，参加展出的观众开始发觉一年又一年的展出的作品都很相似，而公众开始明白艺术展出实则是提供艺术交易的地方，并不是博物馆。接着，他们批评展出过于商业化。他们批评得对吗？公众对于艺术展出有什么期许吗？艺术展出可以提高艺术氛围和帮助到本土艺术家吗？
将以上问题摆到受访的四位香港艺术家面前时，蔡仞姿指出，她总是提醒她的艺术学生们要对艺术展出的本质有个清晰的认识。她认为，艺术展出的目的终究是交易，画廊选择艺术品纯粹是为了艺术市场 – 这事再普遍不过了，特别在于艺术展出每年需要花费的数目如此庞大。
这大概解释了：为何其他三位艺术家在这个问题面前表现得如此踌躇无措。“我个人并不怎么指望艺术展出能对此有所帮助，毕竟它就是个艺术交易平台。”邓国骞说到。香港艺术馆，香港文化博物馆，德意志银行，Amelia Jhonson Contemporary都藏有邓氏作品，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奥地利、台湾、香港等地的私人藏品内也有他的作品。
他要表达的是，“虽说艺术展出给许多独立、实验性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对外展示的平台，如巴塞尔香港艺术展就尝试在互动区布置大型装置艺术，但这个平台怎么说都像是使不上力般，没有对展出作品做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比较，我觉得艺术展出若能提高画廊艺术家本身的挖掘深度，将展出策划地如博物馆展一般，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无论如何，他又对刚才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果它布置地不像个艺术展出，它是否还能发挥艺术展出的作用？”以积极观点出发，蔡仞姿回应她之前提出的疑问说道：视觉艺术展出组织人、高级画廊、专业素养高的收藏者增多将有助于提高大众艺术欣赏水平，香港尤其需要。她认为，作为艺术教育者，而且是成功举办过展出的一人，是有一个责任以及能力去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指导的。“他们可以透过聚焦公众前沿话题的项目，大范围的艺术出品，例如演讲，还有特定艺术家的特别展出，以求来扩展艺术鉴赏和对文化的深度研究。”若是必要的话，也可以提到巴塞尔香港艺术展，蔡说到。角度不同，效果就不同。
蔡回忆起在巴塞尔举办的巴塞尔展上的无限区域与画廊区域是分开的，它是专门来布置大型装置艺术品的，并以此突出了各种各样的影像和声音艺术，互动艺术项目和个人艺术家。比较而言，巴塞尔香港艺术展上的大型装置则像是一份装饰，激发不出任何的灵感。
不可否认是艺术展出在扩大艺术参与人群和加强大众艺术鉴赏水平的方面的确发挥了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最终，只有艺术鉴赏能力提高，才能艺术家与展出本身从中获益。由此，让本土艺术家与艺术展出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显得异常重要，因为训练有素的艺术鉴赏群众对维持一个，艺术展出赖以生存的健康、稳定的艺术生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艺术家，画廊和艺术展出在艺术世界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如何达成双赢就局面呢？这不会是个简单、直接的问题，就如艺术世界的其他问题一样，若抱以开放态度去聆听各方意见，就会得到许多有价值、建设性的声音，特别那群始终对艺术创作充满热血的艺术家们的想法，更是难得。
